五星红旗，它是那样的庄严、美丽，那样的鲜艳夺目。对于它的设计，人们或许会这样想吧：如此高水平的巧妙设计，一定出自一位闻名遐迩、才华横溢的美术大师之手吧？其实不然。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原来是一位默默无闻、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的同志。他叫曾联松，曾经是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的副经理、上海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委员。
曾联松作为一个长期做经济工作的普通人，怎么会成功地设计出国旗呢？许多人都曾带着这种疑问去访问过他。对于来访者的提问，曾联松同志常常报以爽朗的笑声，有时还手执羊毫，先在一张纸上写上八个大字“丁年观礼，皓首萦怀”。
然后才津津有味他讲述起他设计图案的幸福往事。 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曾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
但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况，毅然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去攻读理工，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他太天真了，此路也走不通。
于是，他只好又发愤改读经济。 从学生时代起，曾联松就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
他眼见旧中国倍受外强蹂躏，金瓯残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真是心如火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曾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瑞安街头，宣传抵制日货。
1935年，他又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集会游行，并且在党的引导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过军阀割据、八年离乱，以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统一要求，悍然发动内战，又把中国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当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全国绝大多数城乡已经得到了解放，人民共和国象一轮喷薄欲出的太阳，正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他是多么地激动和兴奋啊！他同全国人民一样，盼望着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的诞生。
不久，上海市也解放了，上海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连数日，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上街头游行、扭秧歌，欢庆胜利，欢庆解放！这动人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曾联松内心的波澜。
不久，《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曾联松反复阅读，认真思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国旗，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应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炎黄子孙的骄傲！他决定投身到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 他在谈到当时心情的时候说：“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一经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
”他说：“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7月的上海，正值酷暑季节。
曾联松为设计国旗图案夜以继日，挥汗如雨，伏案描摹，似痴如迷。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太空，陷入了沉思。
突然，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么！ 于是，他决定以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设想：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
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象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简而庄严，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三千多年灿烂文化，还联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
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划，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
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
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出来，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是广阔的。
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
《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型，长宽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
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
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
椭圆形结体仅占旗面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凋，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
此外，红色也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
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联想感受。 ——这就是曾联松当年设计构思的基本情况。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元、国歌、国旗的决议。
曾联松手捧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有关国旗决议的上海《解放日报》心潮起伏，热泪盈眶。 这天的《解放日报》上，同时套红刊印着正式通过的五星红旗图案。
曾联松的心愿实现了！这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共产党人，为着争取民族的解放，劳苦大众的生存自由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五星红旗是用他们的鲜血染红的，是用他们的光辉业绩织就的。 不久，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上面写着：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合现在五百元——编者注）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1950年国庆，曾联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建国三十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去北京参加庆祝活动。1977年，上海市政协五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增补他为市政协委员。
如今，五星红旗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祖国各族儿女，都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无数先烈和仁人志士用鲜血染成的红旗；用对祖国的贡献，为五星红旗增光添彩。50年来，中国人民以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行为，赋予五星红旗以新的生命力和不朽的内容。
如今，曾联松已经是两鬓染霜，年近古稀了。他对祖国的统一和实现四化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他回顾过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展望未来，峰回路转，气象万千。他曾应一位记者的要求，作了一首《七律·咏五星红旗》，表达他对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拥护和拳拳爱国的心声。
全文如下： 耸立重楼高阙巅， 天安门上舞翩翩。 袂连桃季花烂漫， 袖拂云霞彩万千。
霹雳晴空竞震扰， 滂沦冷雨更相看。 冰霜不减嫣红色， 路转峰回见新天。